朱自清“美文式”文学批评的理念与实践

摘 要：朱自清在现代文坛，作为散文圣手而被后来者广为赞誉。他的文学批评，也写得潇洒飘逸，处处闪现着真知灼见。朱自清以论文、随笔、序言、书评等文章，构建了他的批评世界。他的批评理念是辩证全面的文学本体论，承认文学作为本体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在他的批评活动中，贯穿着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充沛的现代观念，并因此有效地实现了传统文学批评资源的现代性转化。朱自清的批评理念、批评方式和批评实践三者之间是多边互动与互渗的。同时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开创了“美文式”的批评。
关键词：朱自清 “美文式” 文学批评 理念 实践
1921年朱自清写了他的第一篇批评文章《民众文学谈》，这篇文章对他后来的创作和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此文写作开始，他的批评生命历程一直延续到临近生命终结。文学批评几乎伴随了他的全部创作历程。他以论文、随笔、序言、书评等文体进行创作，构建了属于他个人的批评世界。
一、“文本”、“人本”与“现实”之间
文学批评是游走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活动。批评家要以敏锐的感悟力堪破文本，又要跳出作品之外，用思想家的高度予以剖析批判。对感悟与思想的亲疏决定着批评家的类型。感悟力的强弱和思想力的深浅将最终决定着批评家的水准。作为散文家的朱自清，他的感悟能力有作品为证，对批评活动而言，值得深究的是他的批评理念。
文学是什么?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将最终决定着批评家的具体批评活动。现代文学是伴随着对文学本体的争执与歧见向着参差多态发展的，而朱自清的文学本体论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显得异乎寻常。他在《民众文学谈》里讨论了民众文学的定位与建设，他独特的见解建筑在他的文学本体论上。他认为:“况且文学一面为人生，一面也有自身的价值;他总得求进步。” 朱自清是“五四”文学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又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自然膺服“五四”文学继承者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为人生”的观点。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吸收了西方文学观念，承认文学作为本体的独立地位和价值。这使他实现了对当时文坛上因民族危亡、社会局势动乱而大力提倡文学现实功利作用的主流文学观念，以及机械的坚守文学本体而几乎无视现实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地双重的超越。这种对文学辨证而全面的认识更富于包容性和实践性，能够更为从容地应对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文学现象，不至于顾此失彼、进退失据。故而他能以宽阔的文化胸襟预设新文学的格局，主张既保存原有文学的自然发展，又积极主动发展民众文学，将全体读者视为文学服务的对象，把文学整体视为“民众的文学”。这种文学格局的预设理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庶几化为现实，这一事实从侧面反映出他的批评理念的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他对文学的真实性的探讨，仍然不囿于某一现实立场而陷于偏执，而是从“再现”和“表现”两种文学本体论入手，借两种理论互为反讽形成的混沌，烘托出文学的存在状况:本能地呈现为立体多面，不能强执一点，单向度予以定性。他借助西方理论探讨文学的功能，在“文本”、“人本”和“现实”的交织碰撞中发掘文学的多方面功能:从心理角度认识文学的移情功能，从文体形式角度探讨文学的自足性，也承认文学具有熏陶渐染改变现实的功能，但又指出，与直接的审美功能相比，文学的现实功能是潜在的，缓释的，有限度的。
二、文体批评、历史意识与美文批评
批评理念是批评家显在的理性认识，可以标注他本人的思想深度，也是他开展文学批评的理论储备。在具体文学批评活动中，由于时地各异形格势禁，批评家未必能一如既往一成不变的贯彻自己的文学理念。预设与行动，动机与效果未必能保持一致，这是人的行动的规律，文学批评也不能例外。因而有必要探讨批评家的批评方式方法，因为批评家的批评方式方法必然地反映着批评家潜在与显在的批评理念，不容置辩地体现着批评家的个性批评特色。
朱自清的文学批评最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文体批评的角度。他在《文学的美——读Puffer的<美的心理学>》一文中，借助西方文学理论探讨了文学言语能指与所指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指出文学是“文字的艺术”，而材料是思想的流动，即“活的人生”，故而文学是人生的语言，文学的独特性质在于它是意义的艺术 。因此文学创作一方面在表情达意上要曲尽其意，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激发强烈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则需要经营文字的音律、节拍、句式、变声及语调，以形成独有的风格。现代文学批评侧重对现实的迫近和逼视，倾向于从意识形态和现实作用的角度观照文学。在此背景下，朱自清对文学本体的注视与分析便显得弥足珍贵。在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中，朱自清初步实践操作了文体批评的方法，比较集中的是新诗批评。他对俞平伯诗集《冬夜》、“湖畔诗社”的诗集《湖畔》的批评，着意细读分析诗作的体裁、语句、音律、风格等文体范畴，方式方法几乎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英美“新批评”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他是初步实践，批评范畴也没有深及语言学层面，但这种可贵的尝试催生了现代文体批评首批实践成果。后来这一批评方式成为朱自清一贯坚持的批评方法，即便是对冯雪锋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这样现实感、意识形态性很强的作品，他仍然不忘探讨其文得失长短，以推动作家作艺术上的改进。
朱自清另一种批评方法来自他充分的历史意识。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批评家很难回避对作家作品进行价值判断，这也是批评家的使命所在。朱自清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判断时，往往详实回顾作品所属文体内在机制发展演变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将作品置于历史之中予以价值定位。例如他评论青年诗人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时，指出现代诗与传统诗“根本不同在于传统的诗的中心是‘我’”，而现代诗，特别是现代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诗。” 似此观照何达的诗，他认为，何达的诗无论存在多少不足，但就这点来说，应该予以相当的评价。这种凭借梳理历史来为文学作品定位和寻求文学发展动力支持的方法，需要批评家有渊博的文学史知识储备和对文学文体发展流变的全局追踪。朱自清有相当厚实的国学功底，曾经全程参与新文学建设，又有相当时间的学术历练，所以他能在文学批评中从容使用这种方法，做到评定作品，下笔有据，探求问题，深远有致。
锐意追求理解批评对象，是朱自清批评的另一种方式。朱自清极少批评他不熟悉的作家和文体。这自然是批评家对批评活动的责任心和治学态度的体现，反过来看，在批评那些他熟知的作家作品时，他能有效地调动自己对作家本人的理解，深入索解文本中的各种症候。他批评俞平伯的诗时，根据他对诗人的熟知，从诗人曾经在大学时熟读旧诗词曲的经历入手，解答诗人写诗用语韵婉转自然的原因。在对“湖畔诗社”诗集的批评中，他能指出作品中之所以带着“清新缠绵的风格”，是因为作品“住在世界里，正如住在晨光来时的薄雾里。他们究竟不曾和现实相肉博，所以还不至十分颓唐，还能保留着多少清新的意态。” 在对作家知根知底的基础上，朱自清能够运用他对文体历史流变和内在机制的广博知识，对作家的创作给予针对性极强的建议。
文学家的创作实践经历还带给朱自清另一种专业批评家难以企及的优势，就是批评语言的形象品格。缘于他一贯坚持的追求文学大众化的文学理想，他一向认为散文语言应该口语化，口语不足以充分的表情达意时适应吸取外来语与文言文。他的这种倾向迁移到文学批评中，使他的批评语言充分地口语化、美文化。一般而言，文学评论都有严密的逻辑性，长于思辩入微，而朱自清在保持批评学理性的前提下创造了美文式的批评。他批评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先从古今中外几部游记的比较入手，赞赏该书特色在于“写的是法国的一区，写的也就是自己。”其次点明这个“自己”的特点是“细磨细琢”“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之外，还有别的话在里面”。再次道出了孙福熙表现“别的话”时的“机智”，即“文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还有哲学” 文思如老吏断狱，抽丝剥茧，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不仅逻辑无懈可击，而且体现出迂徐深致的风度。但是他的文章却绝无半点思想家的刻板死气，有的只是老友谈心的态度，把他欣赏此诗时的心态联想、情感想象向读者和盘托出。朱自清深蕴着精密逻辑性的美文式批评语言，兼具西方文评的思辩品格与中国古代文评的感悟品格，树立起现代文学批评语言的典范。
三、多维度的批评实践
朱自清的文学创作从新诗开始，朱自清的文学批评也起自批评新诗。朱自清二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新诗占有绝对的数量。他的新诗批评一方面品评具体作品，品评了俞平伯、“湖畔诗人”、李无隅、沙刹等人的诗作，另一方面关注诗的发展。此期他既主张新诗要抒发真正的性情，又提倡注意文体形式的锤炼。在批评俞平伯的新诗时，他强调俞诗三种特色“一、精练的词句和音律;二、多方面的风格;三、迫切的人的情感。”批评“湖畔诗人”的诗，从作品表面的人世间诸种情味出发阐释诗作的风格。他密切关注新诗的发展，同时他的批评实践也是随着诗歌发展而展开的。在1923-1924年间，小诗是诗坛上流行一时的体裁，他在小诗的热潮中却独抒己见，评论说如果小诗不能写出人间的“新鲜的兴味”，必然重蹈中衰的命运。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代表朱自清早期新诗批评的总结性成果，代表他对新诗的重要贡献。他的批评着眼于新诗草创十年间风格的演变，较之新文学大系的其他编选者，这种贯穿式的梳理自觉得多。朱自清率先将现代文学前十年诗坛划分为三个派别: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批评凝视新诗本体并且笼罩创作成熟程度、诗人素养和察赋，也论及时代思潮的牵引，分析多层面立体化。他从“自我表现”和“外国影响”两大因素横向切入新诗十年，详细梳理了它们的演化更迭。对具体诗人的评论则侧重品鉴其风格，将其置于三个流派发展的“纵向坐标”上，因而其位置、贡献较为清晰疏朗。同一流派的诗人由于被发掘了创作的精要，仍然能够在横向比较中获得位置。
由于朱自清对文学的宽容态度和对新诗发展的建设性姿态，他的批评常常给予每个诗派和每位诗人尽量积极的评价，但这绝不是无原则的逢人说项。他支持白话新诗，坚决肯定诗体解放，但又指出早期白话诗太过澄澈而兴味不足。朱自清的新诗批评来源于他对新诗历史与现状的深入而严肃的思考，虽然有积极的期许，但不轻易树立经典模式，而是积极中不失审慎，宽容对待每一派新诗和每一位诗人。因为他深知，这十年只是新诗发展的最早历程。
从《新诗杂话》的思路和目次看，朱自清批评新诗的兴趣不在“诗本体” 而在“诗的关系”。全书探讨了十五个问题，专论“诗本体”的只有《解诗》、 《真诗》、《诗的形式》和《诗韵》，其余除一篇评论，一篇《译诗》外都侧重谈诗的关系。“诗与感觉”是朱自清批评诗的关系的第一个方面。朱自清自觉从深层次探讨诗的奥秘、现代诗与传统诗的区别以及诗的价值标准。他认为，诗就是诗人将捕捉到的“各个感觉交互错综的关系”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具有文学审美效应的形式。传统的诗往往“在大自然和人生的悲剧里寻找诗的感觉”，现代新诗不仅要继承这一传统还要让灵魂的触角“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底里去” ，才能创作出“靠敏锐的感觉”而充满活力和新鲜感的诗。接下来朱自清探讨了“诗与哲理”的关系。他指出了哲理在新诗里的循环再生的存在轨迹:新诗草创初期便重视哲理，构成了哲理化的倾向，后来这种倾向被“抒情”诗冲淡，到了抗战以后，哲理倾向又复归新诗并有所加强。此时诗与哲理的关系已经不是初创期的情形，而是“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哲理”。哲理不但不会破坏诗境，反而因为融入诗里，显出发人深思的深沉韵味。
大概由于早年不甚成功的小说创作，朱自清对小说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小说批评数量虽不算多，但是因为选题精准、见解深刻，对茅盾、叶圣陶、老舍、李健吾和穆时英的小说批评仍然让人印象至深。他的小说批评发挥了新诗批评中已有的文体批评优势，却不因批评对象体裁的转变而措手不及，能够根据小说具体文体特性深层解析作家作品。有感子现代小说结构上的粗疏大意，《叶圣陶的短篇小说》一文珍视叶氏小说“大部分都有谨严而不单调的布局”。他最先注意到叶圣陶短篇小说精巧的结尾，说“他最擅长的是结尾，他的作品的结尾，几乎没有一篇不波俏的”，也明白指出叶圣陶不擅长描写对话的不足，显示了他的小说批评的尖锐性和针对性。
对小说现代性的揭示，是朱自清小说批评的最大贡献。虽然茅盾以长篇小说《子夜》的开创性贡献著称于世，朱自清却特别推崇《林家铺子》，因为它的题材处理方式和文体机制提供了现代小说的崭新体式。老舍小说人物命运都诉诸“严肃的收场”，朱自清认为这是老舍讽刺艺术有别于“谴责小说”的现代特征。他还指出老舍小说人物大多类型化，张天翼的《小彼得》和穆时英的《南北极》也都“在个性描写里暗示着类型。这种手法表现着一种新意识，从前还不多见。
虽然朱自清现代散文文体创建于有为焉，但他的散文批评直到1928年《论现代中国的散文》(即《背影》序)的发表才姗姗来迟。他认为散文“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但鄙弃将“懒惰”与“欲速”判为小品散文发达原因的论调。他当时以比较“严格”的态度审视散文，甚至认为散文还不是“纯文学”，而“真正文学的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30年代散文创作的极大发展和散文理论讨论的热烈，推动了朱自清观点的改变。他在《什么是散文》里指出，散文是“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或称白话文、或称抒情文，或称小品文”，确立了散文在他批评中的独立地位。对于“五四”后“散文注目于人世情态的体察与描写”，朱自清却在《欧游杂记·序文》中感慨“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所谓”。他认为“作者到内地或新建设区去，凭着他们的训练(知识与技巧)将所观察的写成报告文学”才是散文寻求发展的可行之路。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认识“内地是真正的中国老牌，懂得内地生活，方懂得‘老中国的儿女’”。提倡散文拓展表现范围，以承载更多现实生活而生成新的情趣，使朱自清在当时散文批评界独树一帜。
在散文诸种品类中，朱自清后期特别推重杂文。他在批评冯雪峰杂文集《乡风与市风》的《历史在战斗中》一文里称许“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入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讨论人生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广大，影响也越见久远了”。他是从人民立场的获取和民主政治的追求的角度肯定杂文的现实意义的。故而他在1947年的《论鲁迅先生的杂感》中称鲁迅杂文将“‘简单’改为不拘长短，配合着时代要求，‘杂文’于是成了大家都能用，尖利而又方便的武器了”。在一个“需要散文的时代里”，朱自清呼唤着散文结胎于诗性的战斗性。
参考文献：
[1]朱自清全集.卷四[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2]朱自清全集.卷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3]陈福康.郑振铎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鲁迅全集.卷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J].文学杂志，1948,(3):7.
[6]朱自清全集.卷一[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7]朱自清全集.卷三[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