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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双方和解机制的现存问题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6-10-26 20:55:24

医患双方和解机制的现存问题
    在山西某三甲医院随机调查了两位患者,他们对医疗纠纷有着自己的看法。一位患者表示:三甲医院,具有良好的声望,相信医务人员有高超的理疗手段与技术,才会选择这家医院就诊。对于如果出现医疗纠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该名患者表示愿意与医院协商交流,但不会放弃对自己合法权利的保护,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诉讼。他表示并不希望对簿公堂的发生,他也相信医院会妥善解决。另一位患者表示:对病情不是十分了解,大夫说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他只想把病治好,并不关注医疗纠纷的发生。一旦出现医疗纠纷,该名患者也表示愿意和医院交谈,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如果是自己接受不了的医疗结果,一定会找医院讨个说法,不光要拿回治疗费用,还要让医院赔偿自己一大笔费用作为精神赔偿。
    一位在该医院工作多年的医生表示,“我们也有自己的医德,我们不是恶人。”他还表示:其诊疗行为的实施,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同样希望给患者带来帮助,去除疾病,但不愿患者及家属因不理解而苛责。他希望患者能够理解医生,通过交流的方式,静下心客观对待。只有小部分患者可能对医学认识不足,感觉是医方出了问题推卸责任,甚至认为在和解进行中,监督人员总是会偏袒医方,坚决要求损害赔偿。有时医方试图协商,但患方却不给予和解的机会。有时和解协议几乎达成,却又被患方否决。由此可见,现今医患之间的和解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信息不对称双方权益难保障
    在医学诊疗过程中,因医患双方对医学认知的不同、诊疗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
医患间的矛盾、医生隐瞒患方信息等导致双方医疗信息的不对称。〔2‘,在医疗过程中,医方享有信息的绝对占有,整个医疗活动中医方占据主动权,如何诊断病情、如何用药治疗、是否手术及其过程中的细节等所有医疗专业内容事项全部由医方实行,由此产生的数据与信息理所当然由医方全部记录。医疗机构为了保护自己的正面医疗形象,将医疗纠纷的有关内容予以保密,并不希望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暴露自身医疗能力的缺陷。这样导致提供的信息很有可能无关痛痒,使自己在协商的过程中处于明显优势的地位,不利于患方维权。〔22〕
    一些医疗机构有时不仅不提供足够详细的病历资料,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篡改病历,在不知不觉中既损害了患方的合法权利,又逃避了法律应当追究的责任,且患方不能掌控这些资料,只能自认倒霉。
    又由于患方对医学知识的缺失,一般只能按照院方要求协助完成医疗活动,甚至很多时候只是言听计从,在医疗纠纷和解中相对被动。况且患方想要了解事实真相,需面对庞大的医疗体系,医方组织动员能力与资源的掌握可能让患方束手无策;患方自取得的病历资料一般来源于医方的给予,自身几乎没有谈判的筹码,因而可能无法获得尊重及平等的协商地位。
    为了获得地位上的平等或者加大谈判的筹码,有些患方便实施了过激的行为。“医闹”现象的发生就是患方过激行为的典型体现,当医院不能达成自己所想的处理结果时,便因情绪激动等不理性因素的作用,产生了埋怨、I   I限、报复的心理。为了在谈判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患方启用了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如通过媒体报道,威胁、恐吓医方,以家族为体系集体出面扯横幅、乱哭闹、制造混乱等方式,甚至演化为暴力事件来对抗医院。如此可见,医疗信息的不对称获取,不仅可能侵害到患方,正常的医疗秩序也可能被波及影响,医院及医疗人员的各种合法利益也可能因此遭受侵害。
    2、交涉缺乏信任医方境地尴尬
    和解需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理解、包容、信任的基础之上,才有解决纠纷的可能。医疗机构因其长期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下,其自身又受到一定部门的监管与规制,具有良好的信誉度。在医疗纠纷过程中,采用和解方式也能看到其在纠纷解决中的诚恳态度,愿意用谈话的方式与患方一起平等交流,就是体现其希望通过对方的信任来妥善解决因医疗行为引起的纠纷。
    在现实中,对信任持怀疑态度的一方主要还是患方,由于在医疗纠纷中处于劣势地位,又由于医疗机构本身受国家的保护与扶持,患方作为微弱的个体,从社会地位的对比中无形将自己定位为弱势一方,对医疗机构产生了一种防御抵抗的心理,总是认为医疗机构有强大的后盾与经济实力,财大气粗,社会地位高。许多患方在进行和解协商之前,就己经决然认定医方出错,负有责任,应当给予其一定的赔偿。当诸多病历资料显示的内容不利于自己获得赔偿甚至出现医方不负有责任不赔偿时,已经完全出乎了患方的预料,心情难免会复杂激动,认为是医疗机构隐瞒真相、拖延处理,把过错全部推给医方,根本不听任何解释与说明。    同时,由于社会风气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有许多患者去医院看病都要给主治医师塞红包、送礼物、托关系,使得一些没有实施这些行为的患者及家属感到不安,认为医生会因为没有获利而对疾病的治疗敷衍了事。时间长了,患者将会把这种担心转化为心理压力,从而丧失安全感,很难建立信任关系。    没有了信任,和解协议就无从谈起。信任取决于当事双方真诚的心灵交流,而其中一方持有保留态度甚至不愿意摊开一切来交谈,那协议的商讨就会受到阻碍,对一方的真诚相待也丧失了一定的公平性,尤其对于医疗机构,如果总是碰到缺乏信任的患方,很有可能对和解态度消极,而采用诉讼等司法方式解决,不利于实现处理矛盾最小化的方针政策,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
    3、医方自我监管的协商结果待定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监督本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工作,检查医务人员执业情况,接受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投诉,向其提供咨询服务。”这条规定明确了在医疗服务工作的进行中,医务人员是被监管的。医疗纠纷和解也是医务人员实施医疗服务工作,同样受到了医疗机构设置的服务质量监控部门或配备的专  (兼)职人员的监督。    由此看来,在和解进行的过程中,和解的一方是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为了保证公平、公正而由第三方予以监督。在此情况下的监督方依旧由同一医疗机构派出,而协商的结果是需要第三方监督实施的,医疗机构自己派人监督无疑给自身留有更大的利益空间,有助于其在和解过程中规避自身存在的问题。所以患方在一份和解协议书完成前,会存有一定的疑虑,若是最终的协议明显有利于医院一方,不管协议是否是本着客观事实做出,都会使患方对倾向院方的结果难以接受,从而寻求其他的方式去解决纠纷,不利于医疗机构的社会形象。
    除此之外,对于协商后的和解协议,由于并不产生强制执行效力,医患双方对和解协议的内容随时都有可能反悔,就可能使通过谈判得出的结果失去作用。这样一旦双方任意一方反悔,本因直接、便利、高效的和解方式就失去了一定的作用,还拖长了纠纷解决的时间,增加了其他解决方式的负担,不利于和解方式的有效贯
彻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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