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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法律文化对比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6-04-02 17:59:49

浅析中西法律文化对比
    首先,可以从秩序手段与意义工具这两个方面来观察。西方社会伊始便选择了以“法”治作为主要的秩序手段,以外发外求的宗教作为基本的意义工具;而中华文明古国则选择以“礼”治作为主要的秩序手段,以自发内求的天道和谐理论作为基本的意义工具。西方社会依靠“外在化”的法律作为秩序规范,就需要专门人员来负责法律的正常运作,专门人员职业化的发展逐步形成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这样法律规范、法律职业、法律思维等结构性因素形成了现代西方法治社会法律学术与法律运作的基础。12而中国则依靠“内在化”的“礼”作为秩序规范,主要靠血缘关系、伦理道德的内在强制力量实施,所有社会力量都可以参与到这种“礼”的实现中来,没有专门的外部维持力量,也没有形成一种独特的法律思维,更加没有专业性和自主品格的法律学术。
    其次,更重要的差异在于秩序与意义的结合方式。大体而言,在西方传统中,秩序与意义以外在方式结合,即理性通过宗教工具建构出一个绝对实体(上帝或理性神),然后把法律秩序的意义归附到绝对实体那里,由此秩序与意义得到完美的统一。对个人而言,信上帝与守法律以外在的方式得到了契合性。因此,马克思。韦伯强调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内在联系。1“同样地,伯尔曼认为,宗教因素对于16世纪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可以说,仅仅依靠罗马法制度,而没有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孕育,就无法生成西方传统法律的文化结构与品性。1“中国传统法律十分强调秩序与意义的内在结合。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正是这样一种交融体验。懦家也十分推崇这种内在结合。孔子曾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巧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乎哉?我未见力不足者。m  16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仁”的特点是为仁由己而不由人,即具有仁的德性的行为是自觉的、主动的。他宣扬仁的自觉性,其目的在于将“礼”这种外在的约束,通过“仁”的德教修养,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规范。17人合乎自然地生活,“发乎情,止乎礼”。所以,礼是一种源自自身生存意义的本源性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深切地感受到并自愿遵从,因而秩序与意义得到了内在的统一。生活与守礼便具有了内在的契合性。
    因此,从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来看,无论是在秩序手段方面,还是意义工具方面,以及秩序与意义的结合方式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历史往往以其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今天的生活,也正是这种法律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西方成熟的法律制度及其价值理念在中国环境中发生种种变异,甚至出现对法律制度的高预期、大投入而低效率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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