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运用

论金庸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运用
摘 要：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壮大的民族艺术形式，表现出越来越具有其独立自主性的文体特征和“基本叙事语法”。以当代武侠小说的大宗师金庸而论，冯其庸先生称之为曹雪芹之后汉文学作家的第一人。“俗极而雅”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屡经证明的历史趋势，“雅俗共赏”是文学艺术的至高至大的境界。金庸显然达到了这一要求。本文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放在特定的文学类型的系统之中，重点论述了其叙事模式的创新运用，即中西方叙事艺术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金庸 武侠小说 叙事模式 创新 运用
从根本上说，小说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因此，最能显示其文体风格的便是叙事模式。现代小说越来越追求叙事风格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有的论者把这种叙述的转变视为传统小说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这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自然不无道理，因为它确实弥补了传统小说叙事模式过于单一的缺憾。但是，许多时候一个作品的价值高低并不是取决于叙事模式的新鲜或陈旧，而在于作者如何使用它。一种新鲜的叙事模式固然可以令读者耳目一新，但同样也会使其中的一些人“望而却步”；相反的，一种看似陈旧的叙事模式，也会由于作家的灵活运用而变得生机盎然。金庸小说继承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同时，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程式化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新的内涵。研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必须努力找到其隐藏在纷纭复杂的故事情节背后的基本叙事语法，并描述其发展趋势。金庸有意识地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创造出“俗极而雅”的小说世界，下面就金庸小说的叙事方式分四个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叙事角度多用限制叙事
叙事角度，也称之为“视点”或“视角”，指的是作品中叙述者与被叙述的事情之间的关系。陈平原参照帕西·拉伯克、托多罗夫、热·热奈特的理论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把叙事角度分为三种：第一全知叙事，叙述者>人物。第二限制叙事，叙述者=人物。第三纯客观叙事，叙述者<人物。金庸小说的叙事角度运用得最多把握得最完美的“视角”是限制叙事。帕西·拉伯克说：“在小说技巧中，我把视角问题——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看作最复杂的方法问题。” 限制叙事，“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事叙述者无权叙说。” “限制叙事的主要持点是从人物的眼光中来叙述事情”。 这种叙事方式给金庸作品带来如下特殊的美感。
其一真实感，故事情节的叙述由局外人转向局内人——即事件本身的参与者、目击者，读者要想理解文本，只有走进人物，共同进入角色，这样就必然增添“身临其境”、“历历在目”、“共同感受”的真实感。神奇的武功，离奇的情节就会显得非常自然可信。
其二参与感，阅读者共同进入角色，就是一种参与，叙述人由于受到自身条件比如身份、地位、学识、修养、性格、气质和所处的环境等等的限制，他对问题的看法，对事件的叙述就有各自的特征、各自的局限，阅读者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思维去想象、联想、分析、判断。这与全知叙事读者只须乖乖地听着被动地接受一切是大相径庭的。参与感是时尚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犹如卡拉 OK，因此小说符合现代人的文化消费需求。
其三亲切感，叙述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几乎同步，读者不易觉察作者对情节的主观的精心编排，排除了作者生硬直露的令人生厌的介入。作者没有大于作品人物的意识，他绝不比人物知道的多，他是以对等的权力参与对话；作者也绝不比读者高明，他和读者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破除了作者对读者的专制态度，消融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因此读者感到亲切自然。
其四动态感，叙述者就是人物，人物内心的剖析和展开就十分自由和深刻，人物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也方便快捷，注入了人物的情感色彩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因此又都充满了动态感。譬如陈家洛眼中的西湖就不是静态的。这些景观反过来成为人物形象的补充部分，人物在此具有独立人格，他的内心活动被反映到一个独立的由周围事物构成的世界中，有自己活动的天地。限制叙事成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
“段誉不由全身一震，一颗心怦怦跳动。心想：这一声叹息如此好听，世上怎能有这样的声音?……只见一个身穿藕色沙衫的女郎，脸朝着花树，身形苗条，长发披向背心，用一根银色丝带轻轻挽住……只觉这女郎身后似有烟霞轻笼，当真非尘世中人。……眼前少女与那洞中玉像毕竟略有不同：玉像冷傲灵动，颇有勾魂摄魄之态；眼前少女，却端庄中带有稚气。” 这里向读者展开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内心世界，读者在观察、体验人物的内心活动，他可以认同或否定人物的判断，但他决不怀疑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大多数情况下读者乐于接受人物的判断，作者的目的不留痕迹地实现了，人物和他的视觉对象都得到恰倒好处的展现。当作者发现一个视点无法完美地表现观察对象时，可以选择两个、三个视点，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事件的进程。比如人物出场时，作者就常常采用两个以上的人物视角进行描写，小龙女的出场由郝大通的视角下笔不够还从众道士的目光描绘。
二、叙事时间变化多样
“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所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 金庸善于用自己的感觉方式来自由切割、变换小说中的时间，使小说获得形式上特殊的美学效果。小说的叙事时间大致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传统中国小说连贯叙述方法，讲究布局，讲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但都没有打乱故事的自然时序。主要故事可能由于次要故事的插入而中断，可插入一旦结束，故事又接着讲。《鹿鼎记》就是这样，小说从韦小宝十二三岁跟茅十八进京城，到二十出头从法场上救下茅十八，由此告老还乡，回到扬州，其间韦小宝凭着在妓院学来的本事，在宫中竟如鱼得水，飞黄腾达，从小太监荣封忠勇伯、鹿鼎公，他炮轰神龙岛，大闹罗刹国，屡建奇功，在众美女间左右逢源，在清廷与天地会之间里外为难，所有这一切都按照自然时序依次叙写，其中插入天地会反清故事，顺治皇帝的故事，都没有打乱小说叙事时间。小说从扬州出发，又回到扬州，完整统一，富于艺术的韵律。
其二交错叙述，同一情节的叙述，一会儿现在，一会儿过去，作者把同一情节线切断，提前挪后，重新剪辑组合，具有侦探小说的叙事时间特征。如《雪山飞狐》就有两个叙事时间，一是现在，指的是小说中所写的清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这一天。一是过去，过去有两个时间，一百多年前和二十七年前。过去的故事借小说中人物的叙述插进现在的时间进程，有的说“百年往事”，有的说“二十七年前的沧洲比武”，有的说“前因”，有的说“后果”，故事不曾遵循自然时序依次出现，二十七年前的沧洲比武，小说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七章，逐渐补充叙述完整，其中夹着第六章写“现在”飞狐上山。现在的故事和过去的故事纠合在一起，“一日”之事和“百年”之因相互关联，组成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绵长的故事。如果按照正常的叙事，则由百年之前说起，然后说二十七年前，再说现在。运用交错叙述来处理叙事时间，不仅让读者看得轻松、明了，而且故事也不失完整动人。
作者自觉变换小说时间，可以使故事更复杂更曲折更吸引人，便于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和他变化无常的情绪，突出作品的整体氛围。《笑傲江湖》第一回《灭门》，写川西青城派松风观观主余沧海带领一干门徒不远千里来到福州将福州“福威镖局” 残酷灭门，这是为什幺？读者不禁要问，小说一开始就布下悬念，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情绪。林平之这个无忧无虑有点纨绔味的福威镖局少爷，一夜之间变成无家可归的落难少年，单纯的他逐渐变得阴鸷而又残毒，他变成了一个复仇之神，“实际上早已变成了‘报仇之鬼’” ，他内心的冲突，叫人同情、悲哀而又愤懑。作品一开始就渲染出紧张而又诡异的氛围，强烈地吸引读者继续探究作品。
三、叙事结构以人物性格为中心
金庸小说，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以情节为结构中心，因为在形式上它往往采用古典章回小说样式，“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好理解，中国古典小说基本上依此模式创作”， 金庸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如何，情也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以人物为中心，并不是忽略情节——因为情节是武侠小说的基础，而是将人物与情节统一，在追求情节紧张曲折的同时，更注意人物性格的发展，让人物在大起大伏的情节冲突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从而更凸现人物的性格。这样，从创作指导思想上讲，是以人物为中心来构思情节的。这是金庸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大特色。我们只要看一下他笔下的几个主要人物，如陈家洛、郭靖、令狐冲、萧峰、张无忌等，都是如此。一部书，既是紧张曲折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也是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两者结合十分紧密。而且各个人物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陈家洛的温文尔雅、郭靖的木讷憨厚、令狐冲的豁达不羁、萧峰的顶天立地等，绝不混淆。他们各人的遭遇、经历也绝不雷同。反面人物刻画也是如此，如东方不败、任我行、乾隆、杨康等，他们的性格变坏，也有一定的过程，与情节发展相吻合。同时，金庸在一部小说中主要塑造好一个中心人物，绝不分散笔墨。即使有两个以上的中心人物，如《天龙八部》中三个人物，也是彼此间相互映衬对照，为共同中心服务。武侠小说人物众多，否则就不热闹，情节难以展开，但旧武侠小说过分追求情节复杂和人物众多，笔墨平均，从而削弱了主要人物形象。中国古代十分强调“减头绪”、“立主脑”，特别是戏剧、小说之类以情节见长的文学形式，更需如此。《七侠五义》描写人物众多，除了白玉堂有较鲜明个性外，其余平平，而白玉堂也不是中心人物。《儿女英雄传》最精彩引人之处也是刻画十三妹独特个性部分。而金庸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两个个性格鲜明的主要人物，具有不同的遭遇和独特个性，众多的其他人物则是“绿叶”，相扶映衬着“红花”。这是作者借鉴旧武侠小说传统，又吸取现代小说重人物刻画的长处而产生的艺术效果。
金庸小说与旧武侠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第二个不同是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社会中有形形色色的人，人又有形形色色的性格和特点，“单一化”、“脸谱化”的人物性格很少。而中国古代小说除《红楼梦》等少数几部外，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等，都有人物形象单一、性格缺少发展变化的弱点，连《三国演义》这样的名著也有这样的缺憾，而武侠小说更是如此。像家喻户晓的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五鼠”等，人物性格都较单一。而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就不是如此，体现出人物面貌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顶天立地与儿女情长、轰轰烈烈与萎萎缩缩、高大威武与渺小胆怯、武艺绝顶与优柔寡断等能统一于一人之中。正面人物如此，反面人物也如此。正面人物是正义力量的象征，是人性中“善”的反映，但他们身上也有缺点、弱点，并不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而反面人物是邪恶势力的代表，是人性中“恶”的反映，但他们也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全是坏水，在他们身上有时也有不泯的人性闪现，“一蹋糊涂的泥塘里”也可时见“光采和锋芒”。这样写是符合社会人类实际的，太阳中也有黑子，世上没有一个是清一色的好或坏，令孤冲的放荡不羁、萧峰的悲剧结局等，都构成了正面人物高大形象上的一道油彩，这反而使人更感到可亲可近可信。而在反面人物身上，林平之的外俊内狠、岳不群的儒雅风度、杨康的忠良身世等，也使人在坏中看到复杂的一面。更多的人物如韦小宝、田伯光、段正淳、杨过等，则坏中有好，好中有坏，体现出更为复杂的个性，但正是这种复杂性，显示出金庸武侠小说深刻而又广阔的现实性和生活的真实性，使人觉得他笔下的武林高手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悬空人物，且看到了人性中的优点和弱点。
四、叙事背景往往有真实的历史年代
金庸小说大多数有明确的历史年代及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作者对相关的史料作了详尽的考证，例如写《射雕英雄转》之前，作者参阅了《蒙古秘史》、《南诏野史》、《元史》、《新元史》、《成吉思汗》、《皇元圣武亲征校录注》等大量史书传记。《飞狐外传》则查阅了《明史》、《明纪》、《明季北略》、《吴三桂演义》等书。《鹿鼎记》的部分史实则出自《清史稿》、《清代史·世祖出家事实考》等。武侠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只有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小说才能有生活真实，同时把浪漫的武侠传奇人物设置在具体的生存年代和生活空间，人物就有了现实社会的连络，他的思想言行就有了可靠的依据，小说因此达到艺术真实。譬如韦小宝正是大红大紫，却早早隐退，读者能够理解，因为他无法在清廷与民间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之间做出抉择。人物的命运跟时代就是这样息息相关。
历史背景给小说人物提供了广阔的的活动天地，也给作家提供了驰骋才华的无限空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儒道佛墨诸子百家，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典籍，传统的艺术门类诸如诗酒琴棋画，在小说中一一出现，显示出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比如《笑傲江湖》祖千秋与令狐冲关于酒的一段对话，可以体现作者对酒文化的研究。《天龙八部》关于“珍珑”棋局的描写，显示作者对棋艺也颇有造诣。
金庸笔下的故事是一些历史与传奇混杂的真假掺半的传奇。然而无论是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都最终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介入”了不同的历史背景，进入了真实的历史情境。从而，有关他们的虚构的传奇故事就有了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历史意义。然而，金庸的小说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历史小说”，因为贯穿它们的情节线索并非历史人物及历史故事；也不是纯粹的“武侠传奇”，因为它们所写的并不只是“江湖绿林”的“黑道白道”与“正派邪派”之间的传奇的斗争故事，不只是侠义人物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的故事或是武林之中门派之间及武士之间的私人恩怨及其报仇雪恨的故事。在叙事手法上，金庸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内容及其叙事模式，而是将朝廷——官府——江湖——山林——市井的社会的各层次；将战场——官场——情场——生活场景等的人生的各个侧面；将历史的兴衰——政治的本质——宗教的信仰——文化的遗传——虚拟的情节；将社会的内幕——人际关系的恩怨情仇——人情的扭曲与伸张——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人的心里欲望及其本能……全都结构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世界，组成金庸小说的特殊的丰富而又全面深刻的历史景观，形成了金庸小说的真正的史诗结构与气势。
金庸作为一个武侠小说家，他并不满足于武侠小说本身的娱乐性，而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与一般武侠小说作家相比，金庸的小说在通俗的文体风格之外多了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他的读者意识又使他自觉避免了媚俗的倾向，这使他的武侠小说赢得了高层次的读者。这最终促成金庸小说“雅俗共赏”的文化奇观的出现。而这，又反过来为“曲高和寡”的纯文学和“哗众取宠”的通俗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2]谈彦廷：《写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3]金庸：《天龙八部》，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版。
[4]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世界文学》1979 年第 1 期。
[5]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
[6]费勇 钟晓毅：《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